嫦娥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一项项重大科技成就背后，与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份凝聚了众多科技工作者智慧心血、激发了无数一线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潜力的文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下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锣密鼓谋划的当下，回望来路，意义重大。
2019年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如潮掌声之中，在万众瞩目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向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颁发奖章、证书，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这紧紧的一握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浓厚的科技情怀，伟大的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发表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讲话——“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一系列重要讲话，激发了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热情，为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 “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当前科技创新工作的殷切期盼，也是科技界工作者的强烈共识。
然而，在本世纪初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时，在自主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观念上，还存在明显分歧，争论之激烈，超出想象。有业内权威专家表示，如果没有12年前《规划纲要》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正确共识，我国的自主创新之路，可能更为艰难、坎坷。
缘起
卖1台计算机只赚1捆大葱钱、出口1亿双鞋才换回1架空客、代工售价约每只41美元的美国罗技鼠标只分得3美元……
“这就是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业。”时任科技部部长、国家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徐冠华回忆说，“当时，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赚一点辛苦钱，利润几乎微薄到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增产不增收’‘勤劳不富裕’，财富积累步履维艰”。
原因何在？缺乏核心技术！
熟悉情况的专家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依然愤愤不平。那时，我国生产的许多产品都要向外国企业缴纳昂贵的专利费——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不仅高技术产业需要缴纳高昂的专利费，传统产业也一样难逃此命运。举个例子，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产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4%，而大众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却占其利润总额的80%！如此高的利润占比，“贡献”最多的是向中国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专利使用费、技术转让费。
事实上，当初中方也曾希望通过合作、代工和出让市场等方式获得技术的进步，然而却事与愿违。
对此，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缺乏核心技术，将永远受制于人。一方面，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我国的这些产业将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另一方面，我国会丧失许多新型资源的拥有权。例如，一种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大豆品种，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将基因标记申请专利，这意味着今后有可能出现“种中国豆，向美国人付钱”的尴尬局面。
不仅如此，进入新世纪初的中国还暴露出更多隐忧——
首先，我国人均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着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30%的能源、30%的铁矿等；单位产值消耗的铜、铝、铅，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2.4倍。这些数据不仅反映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也说明我国的GDP增长是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的。
以制造业为例，当时我国已有8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型产品，发达国家则主导了几乎所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如果仅从资源交换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这是一笔很不划算的交易。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其缺乏的国家。
其次，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面临着就业、医疗、卫生、人口老龄化、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解决难度和规模都是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很有可能丧失维护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所有这一切，都是刚刚跨过新世纪门槛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仅要解决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地区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等问题，还要积极迎接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适应国际竞争新变化。要想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仅仅抓一些项目建设是不够的，要有根本性转变，要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高度，对我国未来科技发展作出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规划和部署”。徐冠华说。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召开。会议提出要“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
旁白：“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向科技进步提出如此迫切的需求；中国科技的进步从未像今天这样，对经济社会发展显得如此至关重要。”这是记者当年旁听规划战略研讨会时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当时的“国情”“世情”“科情”都告诉人们：只有科学技术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力量。制定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将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更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激辩
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期间，来自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充分发表意见，观点交锋异常激烈。
到底有多激烈？当时规划办公室综合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参会人员中有一位70多岁的院士，该工作人员担心老先生身体扛不住，赶紧找领导请示，“争论这么激烈，老先生身体受得了吗？”尽管领导说没问题，但她仍不敢大意，事先安排了两个小伙子，再三叮嘱：“一定要贴身照顾好老先生。”并在会场外安排了医生。就这样，她还不放心，开会那天还亲自到会场查看。老先生硬朗的身体，敏捷的思维和洪钟般的声音，让她得以如释重负。
“这样的观点交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冠华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对自主创新涵义的全面理解，大家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认识——不进行自主创新，中国没有前途。”
观点交锋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接受经济日报采访的多位亲历者，向记者讲述了如下重点——
一、要不要自主创新？
当年，对于要不要自主创新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必须的，有人认为表述欠妥，甚至还有反对的声音。
2003年6月23日，北京京西宾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论坛上，有人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弥补“比较劣势”，实现产业向中国转移。未来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比较优势仍然可以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
观点一经抛出，就引起了会场的阵阵骚动，讨论声此起彼伏。
时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的梅永红，对围绕自主创新发生的激烈争辩也是印象深刻。他说，争论主要集中在是继续“以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上，在规划制定之初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买技术、换技术的观点。
客观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引进的策略，使我国许多领域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国际产业产能向中国转移，使我国成为了“世界车间”，这为一些人所赞同的技术引进策略提供了样本支持。因此，有人担心，提倡自主创新，容易让人误解为就是自己搞创新、关门搞创新，将会封闭发展，应该用跨国企业搞的“开放/开源创新”来替代自主创新方针。
实际上，当时一些专家主张的自主创新，是指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包含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个方面指向不同又紧密联系，可以包容各类创新主体的策略需要。这一点是单纯企业层面的“开放/开源创新”所涵盖不了的。
专家认为，完全依靠引进技术和境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作用非常微弱。许多企业的技术引进属于成套设备引进，并未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深陷“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难以自拔。特别是我国的能源、电力、采矿、钢铁、纺织、化工等制造企业，在经历了几轮技术引进后，自身没有形成技术开发能力，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许多关键装备受制于人，如数控机床、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市场换技术，最终换来的是“路径依赖”。显然，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
实际上，跨国公司不仅不卖核心技术，有时还会打压中国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以程控交换机为例，我国刚开始从法国、比利时引进时，每线是480美元。当中方自主研发成功后，外企便把价格迅速下调，最后降到每线1美元，想借此将中方创新扼杀在摇篮里。从480美元到1美元，核心技术带来了超额垄断利润。没有这种创新能力，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成本将大不一样。
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吗？
在《规划纲要》的战略研讨期间，专家提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观点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
反对者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我国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企业不具有研发能力。在大中型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拥有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35%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我国企业创造的知识产权也很少，在2003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153个通用项目中，企业独立完成的只占11项。因此，技术创新还是要依靠科研机构和大学。
徐冠华坦言，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是搞科研出身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做科学研究。那时候我们总认为，多出成果，多出论文，多获奖，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很少考虑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为什么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多年的经验证明，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技术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说白了，技术创新就是将技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产生市场价值的过程。
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体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于重大的技术发明。电话出自贝尔，规模化汽车制造出自福特，飞机出自波音和空客，计算机领域的革命性技术分别出自IBM、英特尔和微软等。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科技型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践也证明，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当年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研发就很典型。那些年，国家已向相关研究院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研发CDMA，但却一直没有成功。最后，是大唐、华为、中兴等企业联合国外一些企业开发出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是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
三、要不要搞科技规划？
“针对《规划纲要》制定，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科学探索是无法预知的，不可能规划；二是我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技如何发展？市场会根据需要做出选择，无需规划。”时任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的胥和平回忆说。
赞同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实力。
张劲夫、朱光亚、李光斗等科技界前辈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关注《规划纲要》的制定。他们用自己参与和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规划”）说明科技规划的重要性。当年的“12年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国防实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2003年初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专程拜访张劲夫，征求他对制定《规划纲要》的建议。张劲夫再三叮嘱，一定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规划未来。
胥和平介绍说，即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科技规划。各国尽管在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大多会以各种形式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上个世纪，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技、军事实力，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表示，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一份好的规划能够明确问题和挑战，引导共识和预期，识别发展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是政府为市场、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的最好服务之一。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来说，规划显得尤其重要。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对那些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进行重点支持，使其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在编制《规划纲要》时，与会者一致认为，绝不能让《规划纲要》成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而是要发挥举旗定向的作用，引领新世纪前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现在看来，这份《规划纲要》基本兑现了初衷，进入了成果收割季。
记者旁白：2005年2月17日，经济日报以《自主创新采访札记》为栏题，在头版以《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开篇，连续刊出记者采写的一组札记，旗帜鲜明地支持自主创新，立即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务理事的片寄浩纪先生看到这组报道后，专门通过经济日报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姜波约见了记者，表达了对这组报道的肯定，他深有感触地说：“从日本经济走过的历程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过，这可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自主创新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中国的企业喝惯了糖水，愿意吃苦药吗？”
出台
2003年3月22日，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期限定为2006年至2020年。
随后，国务院成立由23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时任总理温家宝任组长，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24位部级以上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由周光召、宋健、朱光亚为召集人，王选等18名科学家组成专家顾问组。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值筹备工作关键时期，“非典”疫情突然爆发，筹备组的临时办公地——北京西三环的专家公寓，一座15层的大楼最后只剩下了15位筹备组核心成员。“姜丝可乐、鸡蛋木耳、萝卜汤，这些传说中可以预防非典的‘偏方’，不管是否好喝，也不管是否有用，我们都喝。当时是很害怕的，但工作还得抓紧干。怕传染，大家都不坐电梯，无法想象当初上下14层楼是怎么爬的！”时任科技部办公厅主任、规划办公室综合组组长的齐让说起往事不胜感慨。
战胜“非典”疫情后，《规划纲要》编制加速进行。但如何研究和制定？刘琦岩回忆说，当时仍有一些争议。同时，科技前瞻研究，国外发展信息，国内调研情况，各种建议与不同看法，部门、行业、地方意见等海量信息推送至规划办公室。如何让各方意见能够围绕主线、服务大局、聚焦重点？规划办公室在时间已很紧张的情况下及时作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大决策：战略研究先行。
2003年11月底，近500位专家收到了《关于集中进行规划战略研究的通知》，要求他们于12月10日集结到国家会计学院，集中开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有专家戏称：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得的一次“双规”——规定时间地点、完成规定任务。“从东直门乘915路公共汽车到马连店站下车，沿国家会计学院路标行走约3公里即可到达。”通知最后的这段话意味着，会计学院不通公共汽车，甚至很难乘到出租汽车。“房间小，空气好，跑不了。”规划办主任徐冠华诙谐地概括。
接下来的40天里，无论是高级领导、著名科学家、院士、教授，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每人均住9平方米一间的学生宿舍，一律吃学生食堂，一律考勤打卡。时值隆冬，大家每天都要多次走过从宿舍到会议室的几百米开阔地。刺骨的寒风挡不住专家们的热情，年龄大一些的专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中华民族优秀子孙……”这首延安时期的歌曲。
在这里，这些科技界、经济界和管理界的精英们要在此前2000余名专家工作的基础上，围绕20个专题，以问题为导向，把战略研究做深、做实、做细。这20个专题是：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化，基础科学，制造业发展，能源、资源与海洋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公共安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农业，交通，人口与健康，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条件平台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区域科技发展，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
原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担任组长牵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的研究”专题，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全新研究课题。胡启恒一直关注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支撑的现代服务业，牵头这一专题后，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国家会计学院开展集中研究时，连续几天感到肚子隐隐作痛，怀疑患了阑尾炎，但她觉得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紧张，到医院看病可能就要住院，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再也挺不住了，才不得不住进医院并做了手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启恒领衔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的研究”专题研究报告，提炼出影响现代服务业信息化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加速服务业信息化的重大措施，得到了一致好评。
与室外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天的研究热火朝天。专家们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探讨问题经常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题研究组组长方新，对当时的研究探讨氛围十分赞赏。
历时一年多的战略研究最终画上圆满句号，成果丰硕——初步理清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等领域中急需依靠科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认清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和差距，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总体发展战略、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措施，以及各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战略、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等。
“这20本120万字的战略研究报告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科技重大议题‘百宝箱’。”一位从事科技宏观管理工作的公务员告诉记者。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次空前规模的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是对战略思想、战略谋划能力的历练。虽然花了较长时间、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非常值得。在交换意见中，对一些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突破性认识和高度共识，为拟定规划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也为《规划纲要》框架设计、任务凝练、政策梳理、草案编制等后期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后来国家“十二五”很多规划纲要制定时都多少借鉴了这一“战略研究先行”的模式。
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无数次易稿，3000多位专家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对于那些深度参与《规划纲要》编制的人来说，还收获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这是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发出的感叹，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份中国科技发展新蓝图，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早几天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出号召：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记者旁白：有人说，《规划纲要》是我国自主创新意识的觉醒。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要么自主创新，要么“被创新”，别无他途。客观地说，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与配置，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肯定不会是“免费的午餐”。如果不思进取，不注重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是一味被动地跟进全球化潮流，最终将很难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
亮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7个科技规划。而《规划纲要》被普遍认为是1956年的“12年规划”后，最重要的科技发展规划，对我国科技创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4万多字的《规划纲要》，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对我国2006年至2020年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创新这条主线始终贯穿全文。”徐冠华表示，《规划纲要》的核心是要解决对科技工作的认识，以及科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集中体现在规划的指导方针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这16个字可是千锤百炼得出来的！在当年会计学院进行战略研究时，我负责收集‘指导思想’，收上来37种。这16个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文字上都很漂亮。其核心是头4个字——自主创新。”胥和平说，《规划纲要》全文27次提到“自主创新”，强调“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自主创新的内涵是什么？《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中，原始创新是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最根本的创新，不仅能带来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能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是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之一。
新世纪之初，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从1998年至2003年代表着原始创新能力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连续6年空缺，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也只颁发了两项，这反映出我国在揭示科学和技术原理、方法上缺乏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更说明原始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各种现有技术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占所有技术，只需要掌握一两项关键技术，并按照市场最优的原则，选择国内外最合适的技术，为我所用，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实际上，单项技术很容易掌握，但要把若干项技术集成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人认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不是自主创新，但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就曾明确指出，阿波罗计划没有一项技术是新的突破，都是对原有技术的集成。集成创新的难度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徐冠华说，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使其成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二战后的日本和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日韩在很多领域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了1∶5到1∶8，使其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升。
相比之下，当时我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可以说严重脱节，2004年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仅仅为1∶0.15。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肯定还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这个问题现如今并没有完全解决好！”徐冠华感叹。
2004年五一长假，规划战略总体组部分成员接到通知，休假一天，5月2日集中，为向中央领导汇报做准备。5月2日上午，大家讨论了半天，总觉得没有新意。接下来的几天，室内因放假停了空调，热气逼人，有的人穿着背心，头脑风暴激荡，终于碰撞出火花——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不正是我们坚持自主创新的结果吗？！时任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元回忆起那个“长假”仍然很激动。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其核心就是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使得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共识，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纵览世界各国发展之路，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第二种是依附型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第三种是创新型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丹麦、芬兰、瑞典、韩国、新加坡等。
创新型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具备特征是：创新投入高，研发投入强度一般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这些国家获得的第三方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那时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多大差距？综合国际上2003年有关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结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从综合能力评价的指标看，主要差距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匮乏、科技投入不足，等等。因此，课题组有的成员也犹疑，我国走创新型国家之路是不是早了点？
专家们反复论证后一致认为，“资源型我们走不通，我们国家地不大，物也不博；依附型也不行，我国毕竟是发展中的大国。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让专家们充满信心的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诸多有利因素。当时，全国已有科技人才总数3200万，具有研发能力的科技人才达105万；研发投入总额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并有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发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我们还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2017年5月5日，我国首款大型客机C919成功首飞，圆了我国航空人40年的大飞机梦。殊不知，大飞机从梦想变为现实，与《规划纲要》的实施有着莫大联系。在《规划纲要》中，大型飞机和另外15个项目一同被列入重大专项。
这16个重大专项是如何确定的？梅永红介绍，我国科技资源有限，需求多样，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专项，集中力量，以技术集成创新形成战略产品和新兴产业为重点，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奇制胜。
他回忆，最开始是由20个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了260个重大专项。在此基础上，分别召开相关领域的专家论证会，每个领域大约有200个专家参与研讨，唇枪舌剑非常激烈，一天不行就二天、三天，一次不行就二次、三次，甚至多次……
经过多次凝练，重大专项备选项目从260到88再到23，最后确定为16个。它们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长期以来，受资源和投入所限，我国的科技计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忽视相关技术的优化组合与集成。很显然，单项技术是很难形成市场竞争力的，实施具有极好的关联性和集成性的重大专项，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群的成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大型飞机制造业为例，它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大型飞机制造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其技术扩散可以大大延伸至制造业，能有效带动装备制造业、数控机床产业、电子产业、材料产业、发动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利用飞机技术派生出来的产品销售额，比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航空产品的销售额大15倍，而其带动技术升级的衍生效益就更大。
齐让认为，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其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都把围绕国家目标组织实施重大专项计划，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美国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欧洲国家先后实施了“空中客车”计划、伽利略计划等；韩国实施了先导技术研发计划、替代能源计划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先后实施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为代表的若干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又组织实施了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电动汽车、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等12个重点科技专项，不仅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而且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很显然，这16个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既面向当前需求，支撑发展，又着眼于长远，引领未来。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技术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精华所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徐冠华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记者旁白：再访当年亲历者，亮点纷呈的《规划纲要》无法一一尽说。比如，《规划纲要》定义了国家创新体系组成，涵盖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紧密集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研体系，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拓展为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以至于全社会协同一致的综合配套改革。《规划纲要》还制定了若干鼓励自主创新的重要政策和措施,涉及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投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方方面面，打通多年来竖在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高墙，形成了政策合力……这些亮点，没有重要与否之别。正是它们，成就了我国新世纪前20年创新驱动发展的壮阔事业。
后 记
弹指一挥间，《规划纲要》实施即将收官。15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和显著进步，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科技创新仍然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需破解。
一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科技管理、科研评价、科研诚信、科技奖励、院所管理以及院士等制度亟待完善；二是有效支撑做大做强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环境尚未全面形成，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落实打了折扣；三是缺乏更多核心技术，引领全球性的创新产品少；四是缺乏更多世界级科技专家，人才队伍建设有待继续加强；五是鼓励创新、弘扬自信的文化氛围和优良学风仍需进一步养成等。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考察工作中，两提“大国重器”。他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国复兴，利器当先。我们必须正视，目前我国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因此，面向新阶段新要求，我们要继续加强战略谋划，让自主创新浓墨重彩地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用不负人民、无愧时代的创造和成就镌刻复兴路上的里程碑。
